第六章 利益相关者资本论的思想基础与核心命题
本章导读 本章小结
初次接触本理论，可以先读6.4把握四个核心命题，再回到6.1与6.2理解思想来源；关心原创贡献与论证强度，应重点读6.3，随后核对6.4与附录九中的待验假设。经营者尤其可以关注新方法需要与什么既有做法比较。请分别标记事实解释、价值理由和效果预期，它们决定了本书每一项主张应当如何受到检验。
本章概述
共同创造如何成为资本，需要从企业的组织方式、参与者的投入及其相互关系中寻找依据。劳动与知识怎样形成持续能力，协作怎样留下可以延续的基础，权益与责任安排又如何影响后续投入，共同构成利益相关者资本论需要解释的问题。
本章从企业理论与利益相关者思想出发，结合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专用性投资的启示，梳理共同贡献、能力积累和可信承诺之间的联系。同时，区分事实解释、价值主张与效果假设，明确对现实的认识、对公平的要求与对制度效果的预期，各自需要什么理由和证据。
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资本形成、权益依据、持续合作与长期发展四个核心命题：共同贡献在什么条件下形成资本，贡献、责任与风险如何支持相应权益，可信制度如何影响持续投入，以及这些安排怎样支持企业与参与者的共同发展。四个命题将价值、权益与治理连接起来，为全书的理论论证、制度设计与实践检验确立共同的起点。
6.1 从企业理论到利益相关者思想
我们怎样理解企业，就会怎样理解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
把企业看作投入与产出的组合，资本首先表现为支持生产的要素；把企业看作组织协作的制度，资本的运用就与协调、激励和责任相联系；把企业置于多方共同创造的关系之中，还需要考察不同参与者为何愿意投入，以及他们与共同成果之间应当建立怎样的联系。企业观的变化，会改变我们认识价值来源、解释权益依据和设计治理机制的方式。
利益相关者资本论由此需要回到企业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企业为何存在、如何运行、怎样形成成果，以及应当回应谁的利益。它们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启发，也保留着重要分歧。本节沿着问题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由此说明本书的思想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解企业，可以先从一个常见的分析方式开始：企业投入劳动、设备、原材料与资金，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再通过市场交换取得收入。在给定技术、价格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分析投入如何组合、成本如何变化，有助于判断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选择。
这种分析把复杂的经营活动作了必要的简化。要解释一家企业怎样实际运行，还需要继续打开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组织过程。资源由不同主体掌握，知识分布在不同岗位，经营活动又需要连续配合。即使已经知道哪些投入能够形成某种产出，仍然需要说明这些投入为什么会聚集在一起，以及参与者如何共同采取行动。
企业为何能够承担这种组织任务，构成了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他指出，运用市场价格机制本身需要付出成本，包括寻找相关价格、谈判和订立契约等。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企业内部的组织安排协调活动，可以节约这些成本；组织内部同样存在成本，因此企业的扩展也有边界。60
这一思路把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连接起来。同样一项活动，采用临时交易、持续合作或内部组织，参与者需要获取的信息、协调行动的方式以及承担的费用可能不同。理解企业，因而需要解释组织方式为什么能够支持某些活动，以及这种支持在什么条件下具有优势。
共同活动一旦形成，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集体成果如何与个人行动相联系。
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1972年的研究中，把注意力放在团队生产上。当成果由多种投入共同形成时，仅观察总产出，往往难以分辨每一方的具体贡献。贡献识别的困难会影响报酬与努力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把监督、信息获取和报酬安排纳入对企业组织的解释。61
这使共同创造中的一个制度难题变得清楚：合作能够形成共同成果，并不意味着各方的作用已经得到准确识别。能够观察到的活动、最终形成的成果与某个参与者的实际作用，可能存在距离。制度需要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作出判断，同时考虑获取更充分信息所要付出的成本。
对本书而言，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贡献确认的依据。把结果简单拆分给不同主体，未必能够解释结果怎样形成；把所有活动都记下来，也不能自动解决贡献评价。确认方法需要符合共同生产的实际关系，并允许对记录、判断和分配依据提出审视。
契约与代理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安排如何影响行动。詹森与梅克林在1976年的论文中，将企业理解为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并分析管理者、外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激励与代理成本。他们讨论的契约关系也包括员工、供应商和客户，承认企业运行涉及多类参与者。62
在委托管理等关系中，把资源交由他人管理或支配，通常伴随着一定的决策授权。作出决定的人与承担后果的人，可能拥有不同的信息、利益和行动空间。企业需要通过适当的激励、约束和监督，使授权能够支持共同活动。管理者的能力固然重要，其权力如何配置、行为怎样受到评价，同样影响经营结果。
组织成本、贡献识别与代理关系，由此提供了三个相互联系的观察角度：活动为什么需要被组织，共同成果怎样得到确认，以及掌握决策权的人如何受到约束。这些问题使我们能够深入企业的运行机制，也为分析多方协作提供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企业研究还需要面对一个更广泛的判断：哪些主体应当进入企业的战略与治理视野，他们的利益依据什么得到考虑。
利益相关者思想具有多条来源。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回顾了这一概念与公司规划、组织理论、系统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之间的联系。他将管理文献中这一用语的早期使用追溯到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当时的关注点，是识别组织持续生存所依赖的支持群体。1984年出版的这部著作，进一步将利益相关者概念系统地带入战略管理。63
弗里曼采用了一个较宽的识别范围：考察哪些个人或群体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以及哪些主体会受到目标实现过程的影响。这使企业的注意力能够延伸到股权和直接交易关系之外，理解自身经营与外部社会之间的联系。
这一视角改变了战略分析的起点。企业制定目标时，需要认识谁参与了事业、依赖哪些支持、行动将影响哪些主体。经营方向与这些关系共同形成，战略实施也要在这些关系中取得配合。参与者的判断、期待与反应，由此成为理解企业发展所必需的信息。
利益相关者思想还把价值创造与价值评价联系起来。弗里曼及其合作者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中，将商业伦理纳入对价值创造、交换、企业宗旨与日常经营的理解。这一研究方向要求企业在解释如何取得成果时，同时面对成果对相关主体意味着什么的问题。64
沿着这一思路，本书认为，参与者应当作为具有自身需要、判断与正当利益的主体进入企业分析。企业可以考察员工的能力、客户的需求和伙伴的资源，也应当考察他们在合作中获得什么、承担什么，以及是否能够理解和影响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安排。价值创造因而需要在共同活动及各方实际处境之间得到评价。
这也要求我们区分几种不同的关系。对企业具有影响力，说明某个主体可能改变企业的行动条件；作出贡献，说明其投入参与了某种成果的形成；拥有应受尊重的权利，则需要依据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关系来判断。三者可能重合，也可能分别存在。
因此，企业需要认真对待贡献者，也需要回应未直接参与经营却受到企业活动重要影响的主体。一个群体即使无法显著影响企业利润，其应受尊重的权利也不会因此失去依据。对于已经作出贡献的参与者，进一步权益如何形成，则要结合既有报酬、责任承担、风险与制度承诺加以判断。
把这些主体纳入视野，并不意味着不同利益能够自然一致。各方可能对成果、时间和风险有不同评价，同一项安排也可能给不同主体带来不同后果。企业需要寻找能够共同创造价值的空间，并对无法消除的冲突作出有依据的取舍。谁有权判断、相关主体如何表达意见、决定怎样接受监督，仍然需要明确的治理安排。
从企业理论到利益相关者思想，我们因此获得了更完整的问题结构。组织研究帮助解释共同活动如何形成，契约与激励研究帮助解释行动如何受到制度影响，利益相关者思想则要求把多方的参与、所得与正当利益纳入对企业的理解。这些认识可以共同支持制度设计，其具体主张之间的差异仍需逐项辨析。
既有研究也已经进入制度设计。Klein等考察专用性投入、回报预期与治理调整；McGahan把资源发展、价值索取与治理联系起来；Bridoux与Stoelhorst比较中心辐射、牵头角色及共享治理形式；Stoelhorst与Vishwanathan则提出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原则。Mitchell等还从风险分担出发，讨论利益相关者价值创造会计及其合作机制。65
这些研究已经涉及如何组织、衡量与分配共同创造。因此，本书需要与其具体机制比较，说明自己怎样连接共同积累、权益依据与履行责任。把方法写得可执行是一项必要工作，其原创性仍取决于相对已有方法增加了什么认识。
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讨论，还需要辨认实际承诺。Paine区分工具型、经典型、福祉促进型与结构型四种主张，指出同一名称可能指向不同的目标及治理安排。66这提示本书：只有说明哪些主体获得了什么可执行的权利、谁承担相应义务，才能判断共同成长的宣言在制度上意味着什么。
共同积累的时间维度同样有思想基础。资源存量研究讨论投入如何累积及已有基础如何折损；人力资本研究考察个体能力经组织过程形成共同资源；关系观的后续研究追踪联盟生命周期中的价值创造、获取与衰减。67本书沿着这些认识，进一步把积累状态与贡献确认、权益理由和履行过程放在一起核对。
利益相关者资本论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共同创造的时间维度及其执行机制。具体任务是把贡献事件、跨期积累、权益理由和履行过程连接起来，处理多维贡献的有限比较、贡献验证权的配置，以及经营回报与资本权益参与的协调。这些任务构成本书拟推进的研究方向；其解释增量和方法效果，需要通过与相近研究及可行替代方案的比较来确立。
已经发生的投入，可能在完成当期任务之后继续影响企业。知识能够被再次运用，协作经验能够支持后续配合，可靠履约能够改变未来合作的预期。企业的发展因而包含一种积累过程：过去的活动为新的活动留下条件，新的活动又可能强化或消耗这些条件。
本书要讨论的是，这种积累如何获得制度支持。哪些贡献能够形成持续作用，哪些作用需要后续投入才能保持，企业应当怎样确认参与者的位置，又通过什么权益与责任安排支持他们继续合作，都需要建立明确的解释。只有把投入、持续作用与制度条件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共同贡献在何种意义上形成了长期增长力量。
“资本”由此成为本书进一步研究这一过程的概念入口。它的适用范围需要通过后续论证加以界定：一种投入有价值，尚不足以说明它已经形成资本；一段关系长期存在，也需要考察它实际积累了什么、依靠什么条件维持。贡献、资源、权益与资本之间的联系，应当在这些具体问题中逐步建立。
既有思想为认识多方参与、合作关系和正当利益提供了基础。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共同贡献经由什么制度形成可积累的资本，这种安排又能否改善企业与参与者的长期发展。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劳动、知识和关系怎样留下能够继续运用的能力与合作基础。
6.2 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专用性投资的启示
共同创造能够留下什么，是讨论资本形成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项活动可以形成当期成果，也可能改变参与者的能力、彼此协作的方式和未来行动的条件。学习留下知识，配合形成经验，持续投入使原本分散的资源逐步适应共同任务。理解这种变化，需要考察投入如何产生持续作用，以及这些作用依附于谁、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延续。
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专用性投资，为这一考察提供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入口。人力资本帮助解释能力如何在人身上积累，关系资本帮助理解协作基础如何在主体之间形成，专用性投资则揭示投入的价值怎样依赖特定用途或合作关系。前两者关注积累的不同内容，后者关注投入的一种属性，它可以同时存在于人员能力、设备和合作安排之中。
人力资本研究首先使我们看到，人的生产能力本身可以通过投入发生变化。
贝克尔在《人力资本》中，把教育、在职培训等活动作为能够影响未来生产能力与收入的投资加以分析。形成能力需要付出直接费用，也可能需要放弃一部分当期收入。投入的意义因此要放在时间中理解：今天承担的成本，可能通过以后能够完成的活动及其回报得到体现。68
这一认识使劳动的运用与能力的形成可以分别得到考察。完成一项任务，说明能力已经被用于当期活动；学习新的方法、掌握新的知识，则可能改变以后可以完成什么、以何种质量完成。同一段工作经历可能同时包含能力运用与能力积累，但这种积累需要实际的学习与改善，不能仅以工作时间的增加来认定。
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人员支出与能力建设之间需要建立更清楚的联系。企业可以投入培训、学习时间和支持条件，参与者也可能投入个人精力并承担机会成本。判断这些投入的作用，需要说明形成了什么能力、能够用于哪些活动，以及后续使用还需要什么配合。支出规模和学习记录可以提供线索，实际能力的变化仍需通过运用加以辨认。
人力资本还具有一个与设备等财产不同的重要特征：知识、技能与判断能力依附于具体的人。企业支付劳动报酬、提供培训或组织共同工作，并不因此取得对人的占有。个人能力能够在企业中发挥多大作用，仍然与其参与意愿、工作条件及组织配合有关。
因此，企业持续获得能力支持，需要使个人发展与共同事业之间形成可以延续的联系。参与者能否获得合理回报，能否在合作中成长，以及企业是否提供发挥能力的条件，都会进入这种联系的判断。已经形成组织流程或共享知识的部分，也需要与仍依赖个人经验和行动的部分分别认识。
当我们从个人能力转向多方协作，又会发现一种不同的积累。
即使参与者分别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他们仍然需要知道如何彼此配合。信息通过什么途径交换，怎样理解对方的表达，遇到变化时如何调整，以及能否相信对方会履行承诺，都会影响能力能否共同发挥作用。长期交往可能使这些条件得到改善，从而为后续活动留下合作基础。
社会资本研究为理解这种现象提供了重要启示。纳哈皮埃特与戈沙尔提出，社会关系中的不同条件能够影响知识的交换与结合，进而支持新的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形成。他们将这一联系表述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模型，用来解释组织在创造和共享知识方面可能具有的优势。69
本节所讨论的关系资本，侧重持续交往中形成、能够支持共同活动的信任、相互理解与协作基础。这一用法与社会资本研究及企业间关系研究相联系，但需要结合具体关系说明其内容。认识多少人、发生多少次交易，可以描述联系的范围与频率；这些联系能够支持什么合作，还要考察其实际作用。
戴尔与辛格的企业间关系研究进一步提出，重要资源及其作用可能跨越单个企业的边界。他们从关系专用性资产、知识共享惯例、互补资源与能力、有效治理四个方面，分析合作关系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来源。70
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有些能力存在于各方相互配合的方式之中。单独保留设备、人员名单或合同文本，未必能够完整保留原有合作的作用。企业需要认识哪些成果依赖共同磨合，哪些知识只有在相互理解的条件下才能被运用，以及关系改变后哪些能力需要重新建立。
关系中的积累也要求持续维护。信息失真、承诺反复或长期缺乏必要的共同活动，都可能削弱原有的协作基础。熟悉程度提高，也可能伴随对既有做法的依赖。因此，评价关系资本，需要同时观察它是否支持有效合作，以及是否保留了学习、调整和接纳新知识的空间。
当能力和协作越来越适应某一项共同事业时，专用性投资的问题便进入视野。
专用性关注的是，一项投入转向其他用途或合作对象时，能够保留多少价值。通用能力可以在多种情境中发挥作用；针对特定技术体系、工作流程或伙伴需要形成的能力，则可能在原有合作中更有价值。专用性通常具有程度差异，需要结合实际可行的替代用途来判断。
这种属性并不限于机器设备，也可能体现在专门知识、协作程序和配套安排之中。一项投入在原有关系中作用很大，转到其他关系时却需要重新适应，甚至失去部分作用，投入者就会面对转换带来的损失。判断这种损失，需要考察替代机会和转换条件，不能只看最初花费了多少资金或时间。
克莱因、克劳福德与阿尔钦在关于纵向一体化和契约安排的研究中，分析了专用性资产与缔约后机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投入已经形成，而转向其他使用者能够取得的回报较低时，一方可能利用另一方难以退出的处境，试图取得更多合作收益。能够共同创造价值与各方能够保留多少回报，由此成为两个需要联系起来分析的问题。71
这一机制会把投入之后的分配问题带回投入之前。参与者如果预期，自己作出专门投入后可能难以维护原有约定，就可能缩小投入、推迟投入，或优先保留更容易转用的能力。即使尚未发生实际的违约，对未来合作条件缺乏把握，也可能限制本来有价值的共同活动。
在这一意义上，权益和治理安排会影响价值创造的起点。企业期待参与者围绕共同任务发展能力，就需要让他们能够判断投入将如何被对待。哪些责任已经承担，回报依据什么形成，合作发生重要变化时如何调整，都关系到参与者是否愿意接受相应的依赖与风险。
威廉姆森关于可信承诺的研究，将这一问题进一步指向支持交换的制度安排。他考察各方如何通过具有实际约束作用的承诺保护合作关系，使专门投入获得支持。这一分析强调，需要结合交易的具体条件理解承诺的作用，并比较不同治理安排的成本与适用性。72
对本书而言，承诺的可信程度，需要落实为可以理解并能够履行的安排。谁有权作出承诺，履行依赖哪些资源，出现分歧时通过什么程序处理，都应当有清楚的依据。双方共同投入也不能自动证明风险已经均衡，仍需分别考察谁承担了哪些成本、保留了什么选择，以及失去合作时将面对什么后果。
专用性研究同时提醒我们，合作的价值需要与调整能力一起评价。某些专门投入能够显著改善共同活动，另一些投入却可能使企业和参与者过度依赖已经不再适合的安排。企业应当根据经营需要选择投入的程度，并为能力更新、合作调整和合理退出保留条件。既往投入可以构成需要妥善处理的事实，是否继续投入则需要面向未来重新判断。
把上述三条思路联系起来，可以看见共同创造中一组相互作用的关系：个人通过学习形成能力，能力在协作中产生共同作用，持续配合又可能使这些能力更加适应特定事业。这一过程既可能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可能增加对原有合作的依赖。制度设计需要同时理解积累带来的机会和依赖带来的风险。
这种理解还应当进入企业对投入的识别方式。企业需要分别记录发生了什么活动、形成了什么能力或合作基础，以及相关成果如何被使用。同一项学习投入可能同时改善个人能力与伙伴协作，二者之间需要说明作用关系，不能把对同一成果的不同描述直接相加，视为新增了两份价值。
对权益的判断也需要保留独立的论证。付出学习成本、建立合作关系或承担专用性风险，能够为讨论回报与保护提供重要理由；具体取得什么权益，还要结合既有报酬、约定内容、责任和风险安排加以确定。某项投入对未来有持续作用，并不能单独决定分配比例，更不会自动形成股权。
这些研究为利益相关者资本论提供的基础，是把贡献之后的积累过程变得可以分析。我们需要知道积累了什么，依附于个人还是多方关系，转向其他用途时能否保留，以及哪些制度条件能够支持其持续发挥作用。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讨论哪些共同贡献可以在治理意义上形成资本。
在认识能力积累与合作风险之后，本书还需要论证：贡献确认、权益与责任安排应当怎样对待参与者，又能否支持他们维护和发展共同能力。前者需要正当性理由，后者需要说明适用条件并接受实际效果的检验。思想上的启示只有经过这些论证，才能成为有依据的制度主张。
6.3 区分事实解释、价值主张与效果假设
一种试图重新理解企业与资本的理论，需要说明自己依据什么认识现实，又依据什么提出改变现实的主张。
企业由多方参与者共同创造价值，贡献者应当得到合理对待，适当的权益安排可能支持长期合作，这些表述彼此联系，却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论证任务。共同创造如何发生，需要事实与解释；怎样的对待具有正当性，需要价值理由；制度改变能否带来预期结果，需要对作用机制与实际效果进行检验。把这些任务说明白，才能使关于企业未来的主张获得坚实的基础。
唐纳森与普雷斯顿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中，区分了描述性、工具性与规范性三个方面。描述性研究关注企业及其参与者的实际状态与行为，工具性研究考察利益相关者管理与企业目标之间的联系，规范性研究则讨论企业应当依据什么原则对待有关各方。他们强调，这些方面相互联系，但需要不同类型的证据与论证。73
本书借鉴这一思路，将自身的论证分别表述为事实解释、价值主张与效果假设。这是一种帮助读者辨认论证责任的区分。事实解释同样可能包含需要检验的假设；效果假设也属于对现实的经验性判断。二者分别侧重解释共同创造如何运行，以及判断某种制度改变会带来什么差异。
事实解释首先要求我们看清，企业的价值究竟在怎样的活动与关系中形成。
“多方参与”需要落实为可以辨认的投入、协作与结果。谁提供了知识，谁承担了组织工作，哪些资源需要相互配合，哪些投入形成当期成果，哪些能力能够延续到以后，都需要具体说明。一个人的身份、一份合同或一项支出，可以帮助识别活动，却不能单独说明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
在这一层面，还需要区分观察到的现象与对现象作出的解释。记录显示参与者持续合作，可以说明关系仍在延续；认为这种延续源于信任、合理回报或难以退出，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它们可能同时起作用，也可能在不同关系中各有轻重。解释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考察有关证据，不能把理论期待的原因直接写入事实。
共同创造的某些作用容易留下交易记录，另一些作用则存在于知识传递、判断改善和协作方式之中。研究需要尽可能识别这些差异。没有被现有系统记录的作用，不能仅因此被认定为不存在；同样，难以测量也不能成为任意宣称贡献大小的理由。清楚说明已知什么、依据什么，以及尚不能确定什么，是解释能够被讨论和修正的前提。
对“资本”的使用也要遵循这一要求。本书提出治理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资本概念，需要说明它指向何种可积累的能力与合作基础，以及这些力量通过什么条件延续。赋予一种投入资本的名称，并不能证明它已经产生持续作用。概念的价值，要体现在它能否帮助我们辨认过去容易忽略的关系，并作出更有解释力的判断。
当讨论转向参与者应当获得什么时，论证便进入价值主张的层面。
本书主张，企业在组织共同创造时，应当认真对待参与者的合理利益，使贡献、责任、风险与回报之间建立可以说明的制度联系。这一主张包含对公平合作的理解：企业邀请他人为共同事业投入，就应当说明投入将如何被对待；共同成果的形成依赖多方协作，对成果的安排也应当回应有关各方能够提出的正当理由。
这里存在一项必须完成的推理。确认某人作出了贡献，为讨论其回报提供了事实依据；判断其应当获得何种回报，还需要说明适用的原则、既有约定和责任条件。已经取得的报酬覆盖了什么，是否还有未被处理的长期投入与风险，各方此前作出了怎样的承诺，都会影响具体判断。贡献的存在，不能单独决定进一步权益的种类与比例。
价值主张还需要容纳贡献之外的理由。本书认为，人的基本权利、应有尊重，以及受到企业活动影响者的合理保护，不应以其能否为企业增加利润为前提。贡献可以支持对激励与收益的讨论，却不能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唯一尺度。否则，共同创造的语言也可能把难以量化、缺乏议价能力或主要承受不利影响的人排除在外。
公平原则能否成立，需要接受不同立场的审视。同一种理由能否一致地适用于处境相近的人，某项安排要求谁承担代价，受影响者是否有表达与质疑的机会，都需要进入论证。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还应说明选择的依据，以及哪些负担需要调整或补偿。“共同利益”只有能够回应具体分歧，才足以成为制度安排的理由。
事实与后果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原则如何适用，但不能替代原则本身的论证。某种分配方式长期存在，并不足以证明它公平；一种安排提高了企业收益，也不足以证明它对所有人都合理。反过来，对公平的认同也不能直接证明某套具体规则已经公平，更不能证明其一定改善经营。价值方向与实现这一方向的制度方案，需要分别接受审视。
效果假设讨论的，正是制度方案可能产生什么结果。
琼斯在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将信任、可信赖性与合作等伦理原则同企业竞争优势联系起来，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命题。这类研究的意义，在于说明伦理关系与经营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可以分析的联系。具体联系仍需通过条件、机制和证据加以论证。74
利益相关者资本论希望进一步考察：当企业能够可靠地确认贡献、履行适当的权益承诺，并提供与事项相匹配的参与机制时，参与者是否更愿意持续投入，这些投入又能否形成支持企业长期发展的能力。这是本书需要展开和检验的效果假设，既有研究为它提供思想资源，却不能代替对这一具体主张的验证。
要使假设可以检验，就需要说明企业改变了什么安排、适用于哪些参与者、相对于什么做法，以及预期在多长时间内产生何种变化。“改善治理会促进增长”过于笼统，难以判断哪一部分起了作用。只有把制度改变与预期变化连接起来，才能进一步讨论适用范围，并识别没有达到预期的情形。
这一联系需要经过若干环节。贡献确认能否使参与者感到自己的投入得到理解，权益承诺能否形成可信预期，这种预期能否支持持续投入，新增投入又能否转化为有价值的成果，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条件。记录更加完整，不等于承诺更加可信；参与意愿增强，也不等于企业已经具备承接这些投入的组织能力。
判断效果还需要一个比较视角：同一对象在采用不同安排时，可能出现什么结果。因果推断研究据此区分某项行动的因果效果与现实中观察到的关联。企业采用新制度之后经营有所改善，还需要考察市场需求、产品变化及其他管理措施的作用，才能更有依据地判断制度本身带来了什么差异。75
“有效”也需要说明对谁、在哪个方面有效。企业利润、参与者实际回报、合作稳定程度与决策质量，分别反映不同变化。某一项指标改善，不能直接代表其他方面同时改善。评价还应包含实施与维护成本、不同群体承担的负担，以及当期结果与长期影响之间的关系，使结论与本书所追求的企业发展和参与者合理回报相对应。
效果假设应当允许不利证据改变原有判断。如果预期变化没有出现，就需要检查机制是否成立、条件是否具备，以及原先提出的适用范围是否过宽。对必要条件应尽可能事先说明；遇到反例后不断补充条件、始终宣称理论本身不受影响，会使主张失去可检验的内容。能够指出何种证据会促使自己修正判断，是理论走向成熟的一部分。
检验结果也需要准确归属。一套激励规则未能促进合作，首先挑战的是关于这套规则的效果判断，不能据此取消参与者应有的基本保护；发现规则带来严重负担，则需要重新考虑实现有关价值的方式。维护价值主张与改进制度方案可以同时进行，对原则的坚持应当伴随对实现方式的认真检验。
将上述论证加以区分，并不意味着企业能够把经营与伦理分开处理。弗里曼曾对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的严格区分提出质疑，提醒研究者反思这种划分本身。76
在本书的讨论中，选择观察哪些参与者、衡量哪些结果，已经涉及什么值得重视的判断；确认某种损失或依赖，又会影响责任应当如何安排；制度实施产生的新后果，还会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原有问题。因此，区分三类论证的目的，是使它们之间的联系能够被看见，使每一次推论都交代清楚自己的依据。
这一要求将贯穿利益相关者资本论的核心命题。关于共同贡献如何积累，需要解释形成过程；关于权益为何成立，需要论证正当依据；关于制度承诺能否支持持续合作，需要分析行为机制；关于这种合作能否促进长期发展，需要明确评价标准并接受实践检验。同一个命题可以包含几个层面，但每个层面都应承担相应的论证责任。
在三类论证之间，本书进一步展开执行维度：一项主张由谁、依据什么事实和授权、通过何种规则形成决定，又由谁提供资源、完成履行和处理异议。三分法区分的是论证任务；执行维度讨论的是制度怎样具体成立并运行，二者属于不同的划分轴。把执行维度展开，不意味着增加了一个可以代替规范理由或效果证据的“第四种证明”。
执行设计本身也包含需要审查的判断。选择哪项贡献作为指标，体现对什么值得鼓励的认识；谁能验证或推翻记录，涉及权力配置；系统是否减少错误、是否改善参与预期，则是效果问题。规则可以被准确执行，内容仍可能不公平；内容具有充分理由，执行也可能因成本、资料或职责缺口而失败。理论需要同时解释这两类困难。
从组织资金走向组织共同创造，需要现实依据、规范理由与效果证据相互配合。企业家由此才能分别判断为什么值得改变、改变需要哪些条件，以及结果是否支持最初的设想。
图 F08｜三类论证任务：事实、正当理由与效果各有依据
事实解释回答发生什么与怎样形成；价值主张回答为何应当如此安排；效果假设回答在明确条件下相较什么产生何种差异。执行记录可以支持核对，不能替代三类论证。
读图边界：H1—H4是效果假设，现仍待检验；支持一个环节不等于证明整体机制。 读图边界：定义、模型分类或设计完成，不单独证明资本积累、权益正当性或制度净效果。
6.4 核心命题：资本形成、权益依据、持续合作与长期发展
利益相关者资本论需要解释一个贯穿企业发展的过程：多方参与者今天作出的投入，如何为共同事业留下能够继续创造价值的基础，又如何使参与者有理由继续投入。
四个命题承担不同任务：资本形成命题包含对象识别与形成解释，权益依据命题需要正当理由与有效安排，持续合作和长期发展命题提出有条件的效果预期。后两者不是已经验证的经营结论；具体检验接续附录九的H1—H4。
前面的讨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企业理论揭示组织、契约与激励的作用，利益相关者思想要求认真对待多方的参与及其正当利益，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专用性投资研究则帮助我们理解能力积累、合作依赖和承诺之间的联系。本书将在这些基础上，提出关于资本形成、权益依据、持续合作与长期发展的四个核心命题。
这四个命题共同构成全书的论证主线。其中包含对现实过程的解释、对制度安排的价值主张，以及需要进一步检验的效果假设。后续的概念、模型与治理方法，都应当说明自己回应了哪个命题，以及有关判断在什么条件下成立。
第一，资本形成命题：共同贡献经组织形成具有明确用途、能够跨期留存且在所说明条件下可继续使用的资源、能力与合作关系时，可以在治理意义上形成资本；这些基础的持续积累，还取决于相应的合作、维护与更新条件。
共同活动能够产生当期成果，也可能改变下一次活动的起点。知识经过整理与运用，可以支持后续判断；不同投入经过配合，可以形成能够重复运用的协作方式；经营所得经过保留与再投入，可以支持资源更新。资本形成关注的，正是这些能够跨越当期活动、继续发挥作用的基础如何留下并得到发展。
因此，分析资本形成，需要从“投入了多少”进一步进入“积累了什么”。贡献记录描述已经发生的行动，资本分析关注这些行动为未来留下的条件。识别积累，需要说明哪些资源、能力与关系仍然具有作用，可以支持哪些活动，以及如何得到维护和更新。曾经付出了多少，需要与今天仍保留了什么发展基础分别判断。
这里有两项证明任务。说明一项基础符合本书的资本定义，是对对象及状态的识别；说明某种投入和制度促成了这项基础，是对形成过程的解释。再进一步主张新制度比原有安排积累得更多、维护得更好，则需要比较证据。定义不能代替形成解释，形成解释也不能代替制度效果的检验。
这种积累可能跨越单个主体的边界。戴尔与辛格的关系观指出，重要的发展条件可以超出单个企业的边界，存在于企业之间共同形成的资源与协作惯例之中。合作关系本身可以成为理解竞争优势的分析单位。这为本书考察多方共同形成的能力提供了依据：某些长期作用需要通过有关各方继续配合才能保留。77
制度由此进入资本形成过程。参与者是否愿意共享知识，已经形成的成果可以由谁使用，维护共同能力需要谁继续承担责任，都会影响积累能否延续。企业即使保存了资料，也未必保留了理解和运用资料的能力；即使拥有合作协议，也仍需组织实际配合。制度支持应当落实为能够维持资源使用、能力运用和多方协作的条件。
这一命题不以所有贡献都被精确计量为前提。许多积累可以在日常协作中逐步形成，治理的任务是更有意识地认识和维护这些基础。贡献记录能够提供证据，权益安排能够支持预期，组织与治理则需要使有关资源和能力继续发挥作用。记录、承诺与实际积累之间，应当建立能够说明的联系。
本书据此在治理意义上作出如下界定：利益相关者资本，是围绕共同的价值创造方向，经由多方投入及相应制度安排而形成，能够跨期积累，并被持续组织和运用于未来价值创造的资源、能力与合作关系。这里需要考察的是积累及其持续作用；具体财产权、会计资产或证券权益的认定，仍有各自的依据。资本形成也可能伴随折损，失去用途、维护或协作条件的部分，需要重新评价。
第二，权益依据命题：共同创造中的回报与参与安排，应当依据贡献、责任、风险及既有承诺加以论证，并受到基本权利与公平原则的约束。
共同贡献说明企业成果的形成依赖哪些投入。进一步讨论成果如何分配、参与者可以影响哪些事项，则需要说明不同主张为什么成立。本书主张，企业组织他人投入共同事业，就应当对这些投入的条件、回报和相关责任作出可以解释的安排，使参与者能够理解自己与共同成果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首先建立在对投入及已有回报的辨认之上。已经支付的报酬回应了什么，另有哪些投入、长期承诺或风险尚需处理，应当分别说明。贡献产生持续作用，可以为讨论进一步安排提供理由；具体是否形成追加权益、采用什么形式，则需要结合原有约定、已经获得的回报以及各方继续承担的义务判断。
责任与风险进一步影响这种判断。组织共同活动、维护关键能力和承担长期履约义务，可能要求参与者持续付出；围绕特定事业投入资源，也可能缩小其未来选择。权益安排应当回应这些差异，同时辨认风险的来源、可控程度和承担条件。对于被不当转嫁的风险，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防止与补救，不能仅以共同成长的名义要求接受。
不同依据还需要对应适当的权益。对知识贡献的认可可以进入回报和成长安排，对持续责任的承担可以进入激励和监督安排，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项，则可以讨论知情、表达、协商或其他适当的参与权限。回报与治理权具有不同功能，不能把贡献简单折算成一套通用分值，再据此决定所有权益。共同成果难以准确拆分时，还需要以可解释的规则、协商和复核处理判断限度。
公平也要求认真对待贡献评价之外的主体。人的基本权利和应有尊重，不以其对企业利润的贡献为前提；未直接参与经营却承受企业活动影响的人，也可能具有需要回应的正当主张。这些责任构成共同创造应当遵守的边界。企业不能用一部分人的收益增长，掩盖向其他主体不当转嫁的损失。
权益依据命题由此提出一项规范要求：制度应当能够向有关各方解释，为什么这样确认投入、配置回报、分担责任和安排参与。谈判结果与实际影响力可以解释某种安排如何形成，其正当性仍需接受审视。明确规则、允许表达并提供纠正错误的途径，是使这种解释具有实际意义的必要工作。
第三，持续合作命题：当共同事业具有参与价值、承诺具备履行条件时，可信的权益与治理安排可能增强参与者持续投入和维护共同能力的意愿。
投入发生在当下，其部分作用却要在未来实现。参与者需要判断，今天提供的知识、资源和配合将如何被使用，承担的责任能否得到合理回应，以及合作条件会不会在自己投入之后被随意改变。当这些问题缺乏可信依据时，即使合作存在价值，参与者也可能保留知识、缩小投入，或优先选择更容易转用的资源。
威廉姆森关于可信承诺的研究，考察了各方如何通过具有实际约束作用的安排保护交换关系，尤其关注专门投入与关系保障之间的联系。本书由此进一步提出，权益承诺应当与履行能力及治理约束结合，才能成为参与者判断长期投入的可靠条件。78
承诺的可信程度，需要在企业实际运行中得到体现。作出承诺的人应当具有相应权限，兑现应当有资源基础，执行应当有明确责任，解释规则的人也应当受到监督。参与者能够理解投入条件、了解履行情况，并对错误或失信提出异议，才有可能形成超出个人口头保证的合作预期。
这种预期关注的也包括合作过程本身。参与者是否得到尊重，能否发展能力，是否有机会影响与自身相关的事项，都可能进入继续合作的判断。权益设计因此需要同时考虑经济回报、成长机会与适当参与，使企业期待的持续投入与参与者认可的合作价值之间形成联系。
可信还需要容纳有依据的调整。企业经营与外部条件会发生变化，长期合作不能要求所有安排永久不变。事先说明调整原则，让受影响者获得必要信息和表达机会，并妥善处理已经形成的投入与承诺，有助于使调整保留可理解的依据。合理退出也属于这一安排：仅靠退出困难维持的关系，不能直接作为参与意愿增强的证据。
这一命题提出的是需要检验的行为联系。它预期，相对于承诺模糊、执行随意或缺乏回应的安排，具备履行与监督条件的制度，更能支持参与者作出面向共同未来的投入。其作用仍会受到参与者需要、替代机会和组织能力的影响。观察合作持续了多久，还应进一步考察各方是否主动投入，以及投入的质量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四，长期发展命题：资本治理可能通过支持持续合作、能力更新与合理再投入，促进企业和参与者的长期发展；这一作用取决于合作能否形成真实价值，以及收益、成本和负担如何分布。
持续投入需要进入有效的经营过程，才能支持发展。企业需要判断共同事业回应了什么需求，不同资源如何结合，形成的产品与服务能否提供有意义的价值。资本治理能够影响投入意愿与合作条件，经营管理则需要把这些条件转化为实际成果。两者之间的衔接，影响新增投入能否转化为更有价值的成果。
琼斯的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信任、可信赖性与合作等伦理原则同竞争优势联系起来，提出相应的研究命题。沿着这一研究方向，本书进一步考察：更可信的制度能否支持知识交流、减少围绕承诺的防范与争议，并使各方更愿意维护共同能力，从而改善价值创造。具体效果需要结合企业条件验证。79
共同成果形成之后，还需要在责任履行、参与者回报与企业再投入之间作出安排。参与者应当能够获得有依据的所得，企业也需要保留维护和更新资源的条件。回报可以支持下一次参与的意愿，再投入可以支持下一次创造的能力；二者能否相互支持，取决于经营成果是否充足，以及分配与投入选择是否适当。
长期发展因而需要从企业与参与者两个层面加以评价。企业是否改善持续经营、学习与适应变化的能力，参与者是否获得合理回报、发展机会及应有保护，应当分别说明。制度的实施成本、各方额外承担的时间与责任，以及对其他主体的影响，也需要纳入判断。某一方收益增加，尚不足以说明共同发展已经实现。
合作还可能固化已经失去价值的做法。持续投入的方向需要接受经营结果和新知识的检验，原有关系也需要保留调整空间。如果制度维护成本过高、激励偏离真实贡献，或新增投入无法形成有意义的成果，就应当修正相应安排。长期发展命题要求保留学习和更新能力，使制度能够支持有价值的合作，也能够回应需要改变的合作。
把四个命题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条相互作用的路径：共同投入通过组织形成成果，其中能够延续的部分成为未来创造的基础；权益与责任安排回应参与者的正当主张，并影响其合作预期；可信预期支持再次投入，再次投入则通过有效经营形成新的价值，为回报与能力更新提供条件。
这条路径需要在时间中理解。合作开始之前就需要一定承诺，实际贡献发生之后又需要确认与回应；经营结果会影响兑现能力，兑现情况也会影响下一轮投入。因此，资本形成包含不断反馈和调整的过程。它能否持续，取决于各个环节是否相互支持，以及出现断点时治理能否作出适当回应。
利益相关者资本论由此把价值、权益与治理连接为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三个方面：价值说明共同事业创造了什么，权益说明有关各方依据什么获得回报与参与，治理说明这些安排如何形成、执行和修正。企业组织共同创造的能力，也体现在它能否使三者之间建立持续而可信的联系。
为了把四个命题推进为可以工作的理论，本书进一步提出贡献—权益配置机制。它以可核对的贡献和其他正当依据为输入，以明确的权益、义务及处理状态为输出，中间包含比较规则、验证权限、资源约束、决定程序和纠错安排。能够形式化并获得有效授权的部分，可以由软件执行；需要协商、专业判断或权利救济的部分，应保留相应程序。
这一机制同时面对两条联系。第一条是贡献与资本积累的联系：哪些资源、能力或关系留存下来，能够怎样继续使用，由谁维护。第二条是依据与权益的联系：有关主体为什么能够取得某项回报，由谁承担，在什么条件下实现。两条联系共享事实，却不能相互代替。贡献已经得到奖励，不足以证明形成了长期资本；已经形成长期资本，也不能单凭这一事实决定其全部权益归属。
两条联系进入实际运行，还需要把组织、经济、文化与制度相互接续。组织使参与者获得完成任务的支持，经济核对交换、成本、回报与再投入，文化影响日常守约和面对分歧的行为，制度明确承诺效力、权力来源与纠正程序。这些是检查实施条件的相互联系的方面；其具体组合是否改善共同积累，仍需依靠实际运行和比较验证。
本书的推进首先体现在分层贯通：对同一共同活动，分别辨认贡献事实、留下的可用积累、具体权益的依据和承诺履行状态，再追踪它们之间的联系。已有贡献可能只支持当期成果，已有积累未必产生追加权益，已经成立的权益也可能尚未兑现。把这些情形辨认清楚，才能找到真正需要改变的制度环节。
在此基础上，本书拟推进三个方法方向。其一，保留不同贡献的原始含义，建立有限范围的比较及复核规则。其二，把标准制定、事实核实、权益批准和异议复核落实到贡献验证，并处理数据与算法变更权限。其三，以共同证据和稳定权益编号关联经营回报与资本权益参与，核对承诺、转移、兑现及剩余义务。四大生态与六套体系为这些工作确定关系条件和经营任务，再进入具体规则。
这里应分清三种贡献。分层贯通提出解释与诊断框架，需要比较它是否增加了有用判断；具体分类和规则属于本书的模型与方法设计，需要明确构成及适用边界；有关可靠性、差错和长期效率的改善，则是需要经验检验的效果假设。既有研究已经讨论资源积累、治理配置与利益相关者核算，本书应通过这些具体推进建立贡献，并继续接受相近机制的比较。
效率比较使上述方法面对同一个经营问题：新增的识别、协商、确认和监督工作，能否减少更大的配合失误、反复谈判、机会主义损失和积累折损，并支持更好的成果？这是一项需要比较的机制假设。治理的范围、复杂程度和维护负担，都必须进入检验。
本书据此把长期协作效率理解为：在说明共同任务、成果质量、观察期间和权利约束的条件下，比较不同安排组织、维持与更新共同创造所需的资源，以及实际形成的成果。它既关注完成当期任务的耗用，也考察后续复用、适应变化和交接所需的成本。不同性质的成果可以分别评价，不能未经说明就合并成一个总分。
效率由此贯穿制度效果的检验；贡献、责任、风险与权利依据，则约束制度怎样形成和运行。本书期待更可信的合作能够改善长期效率，同时承认某些保护即使需要额外成本也应当履行，某些看似节约的方案则可能把代价转移给他人。
上述方向的具体效果假设分别登记为H1“贡献比较与验证”、H2“回报路径协调”和H3“数字化执行条件”；H4“长期协作效率”进一步检验这些安排的综合作用，见附录九。它们需要与资源条件相近的既有做法或更简单方案比较。若新增分类、账户和程序没有带来更可靠的判断，或其收益不足以覆盖实施负担，就应修改相应方法；不能把制度复杂程度作为理论先进程度的证明。
四个核心命题把资本积累、权益正当性、合作行为与发展结果连接起来，同时为每个方面保留独立的判断依据。在这一框架下，下一步需要进一步界定利益相关者资本的具体内容，以及它与资源、贡献、资产和权益的关系。
图 F01｜资本形成与权益运行：共享事实，分别论证
资本形成线查明投入留下什么跨期可用基础；权益运行线说明具体权利依据与履行。两条线通过记录和制度支持联系，不构成贡献登记自动生成资本或股权的转换链。
读图边界：资本状态不决定全部权益；原有权利与基本保护有独立依据。 读图边界：制度对持续投入与积累的增量作用仍需比较、成本和反例证据。
本章小结
本书以资本形成、权益依据、持续合作与长期发展四个命题，连接共同投入、可用积累和制度安排。思想来源说明问题从何而来，方法设计说明怎样处理，实践证据则决定有关效果能被确认到什么程度。
理论的说服力来自这几项工作的相互支持：定义清楚、理由充分、机制可执行，并允许比较结果改变原有判断。